当我写下这个标题时，我清醒地意识到十六岁这个美好年华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。可是在许多读者的印象里，我却还是个花季小姑娘。有时，年龄只是一个标志，一岁又一岁；有时，年龄意味着某种永恒。在1998年度奥斯卡颁奖仪式上，我见到了我从小就喜爱的秀兰·邓波儿。她已是个老妇人了，但在我和许多观众的心目中，她是永远的童星。
1990年，我十六岁，读高一，与谢欣然、萧遥他们是同龄人。我创作《花季·雨季》，从构思到初稿最多只有三四个月，跟玩儿似的就写了个长篇。后来很多人问我：“你怎么会想到去写小说？”“创作的动机是什么？”面对这些问题，我认真、反复地思索过。“总该事出有因吧？”我自己问自己。但初衷直到现在我还是想不出来，或者说记不得了。少年人有时就是这样，很随心所欲，根本不瞻前顾后。不像大人们，做一件事，要在心里掂量许久，起因、目的很明确。不过有些细节至今倒还记得：比如我最初打草稿用的是八开纸，中国统一试卷那样大小；写的时候是鬼鬼祟祟、偷偷摸摸的，写完一段藏起来，写完一张收起来。
我生怕被父母发现，骂我不务正业，甚至会觉得我荒唐滑稽，所以一干“这事”就锁门。我和比我大11分钟的姐姐住在三房两厅中面积最大的一间卧室里，一人一张床、一张写字桌、一盏台灯，互不干扰。但是妈妈却三天两头要出入一次。那房间有三个壁橱，里面堆了很多杂物。妈妈要取东西，推门进不去，就在门外大叫：“你们搞什么鬼，人都在家里还锁门？”我赶紧收拾好桌面，然后把门打开。妈继续唠叨：“关门都多余了，还要锁门！不是要拿东西，你就是开大门，我也不会进去的，需要进去，锁了也要打开……”若干年后，妈告诉我，当年骂我们“搞什么鬼”，只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，根本就没想到深究。可是那时候“做贼心虚”的我却是紧张得不得了，总以为妈看出了什么苗头。
为了不让父母起疑心，我改变了战略战术，不轻易锁门了。我把抽屉半开着，一有“风吹草动”，桌面上的东西瞬间全扫进了抽屉。一位中学历史老师曾跟我说，“文革”中她被分配去看仓库，没什么活干，就想方设法弄来一本《红岩》，放在抽屉里偷偷地看，一有动静，立刻关上抽屉。看来，尽管时代不同，可“对策”总是不谋而合的。总之，整个写作过程就像在做地下工作。地下工作者是为了明天的胜利，我为了什么，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过。
《花季·雨季》的初稿是很快就完成的。我看第一遍时，感觉还可以；看第二遍时，心虚起来了；越看越不像样，于是锁进抽屉，不让它见天日。
日子过得很碎，也看不出变化。
大概是高二下，一次语文课，作文批评。陈重老师表扬了我的作文。下课后，陈老师又找我个别谈话。他说这篇作文写得很好，叫我誊写后向《深圳特区报》投稿。少年人是很容易激动和满足的。当时，我好兴奋，也“夸夸其谈”起来。我们交谈了很多文学上的问题。陈老师鼓励我做生活的有心人，要善观察、多读书和勤练笔。老师讲的那三点我至今牢记心间。无疑，这是每一个写作者必须具备的。
我们谈了很长时间，于是更“畅所欲言”了。不知不觉，我将自己的秘密和盘托出。我告诉老师，我写了一部三十万字的东西。我用“东西”来暗示“小说”，除了羞涩外，也显然表明自己当时没有什么信心。可是陈老师一听是关于中学生题材的，非常的感兴趣，希望我能给他看看。
次日，我带去抄写好的作文和《花季·雨季》的最初手稿。我已想不起那篇文章的具体内容，只记得那个年纪的我还不好意思用自己的真名，我起了一个非常富有诗意、又可让学校“查无此人”的笔名。我早已忘了那个笔名叫什么，但记住了那份天真的心情。
那篇作文“石沉大海”。后来，陈老师再次找我谈话，关于我的书稿。
陈老师一见面就说：“你的小说我看了。”陈老师用上“小说”这个字眼，让我打心底感动起来。有人管它叫“小说”了。
陈老师又说：“小说结构很不错，人物的刻画也比较典型，行文朴实活泼，感情也很真挚。你应该好好修改修改，然后考虑出版。”
陈老师是我的第一个读者，也是最初肯定和支持我的人。到现在我还常常在想，如果没有陈老师的鼓励、指点，我后来到底会不会去反复推敲修改这部作品？
陈老师朋友式的、推心置腹的谈话使我很受启发，我有点开窍了。虽然我没有当着老师的面表态要修改稿子，但心里已经完全接受了他的建议。
我不喜欢事情还没有做就到处张扬，尽管当时我已经在反复酝酿修改方案。
我是1984年随父母工作调动移居深圳的。那时，深圳还是一个刚刚起步的新兴城市。如今宽广、笔直的深南大道，当年是条很落后的三级公路。城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九层高的“上海宾馆”。1995年我出国前，深圳已是高楼林立。上海宾馆明显地成了“小矮人”。
在深圳，我度过了童年、少年，跨入了青年。十岁到二十岁，是一个人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形成的阶段。这段时间里，我目睹了深圳的巨大变化，对她感受是真切的、全方位的。但这种了解和认识不等于我把握了她的脉搏，可以写好一部反映深圳中学生的小说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心情沉重起来。
